事件
(資料圖)
日本央行議息會議決定修改收益率曲線控制操作，將10年期日本國債收益率波動區(qū)間由±0.25%擴大至±0.5%，同時宣布2023年1-3月購買長期政府債券的規(guī)模從此前的7.3萬億日元增加至約9萬億日元。同時維持短期政策利率-0.1%，長期國債0%的目標收益率不變，維持公司債、商業(yè)票據、ETF、J-REITs購買規(guī)模不變，維持前瞻指引不變。
消息公布后，日本長期利率飆升至0.4%以上，日經225指數收盤下跌2.5%，日元匯率大幅上行3.1%。
正文
(一)日本央行強調此次調整旨在提升市場功能，并非寬松政策退出
日本央行強調本次操作“不是加息”，定調為解決市場功能退化。2013年4月日本央行開啟“量化質化寬松”(QQE)，此后又引入收益率曲線控制(YCC)，不斷擴大資產購買規(guī)模，日央行當前持有債券規(guī)模556萬億日元，占日本國債市場總規(guī)模的50.5%，而2013年初日央行持有國債占比僅14.9%。
嚴格的YCC政策引發(fā)債券市場交易枯竭。隨著日央行成為日本國債市場最大參與者，在嚴格的YCC操作下，長、短期國債收益率被控制在狹窄區(qū)間內波動，收益率曲線長期扭曲，難以反映市場真實資金供求情況，交易量和市場效率大幅下降。超低收益率嚴重打壓了投資者對國債市場的配置熱情，盡管央行持續(xù)購買，但國債市場仍長期面臨交易萎縮和流動性不足問題。
2022年中，隨著美聯儲加息步伐加快，國際投資者押注日本寬松政策退出，國債市場面臨較大的做空壓力，日央行再度加大資產購買力度，截至2022年11月，本年度日央行已購買95萬億日本國債，央行強力干預進一步加劇了流動性枯竭情況。日央行債券市場功能調查顯示，今年以來日本國債市場運行效率大幅下滑，交易失敗概率不斷上升。
長期人為壓低利率造成公司債券融資困難。2022年截至10月，日本新增企業(yè)債券發(fā)行規(guī)模約9.7萬億日元，而2021年全年新發(fā)行15.3萬億日元，債券融資規(guī)模下降明顯。而此前，日本公司債券市場已經歷多年低迷，近10年中，有一半年份新發(fā)債務規(guī)模低于償還規(guī)模，凈債券融資為負。債券市場功能的持續(xù)弱化引發(fā)廣泛的批評，促使日央行反思YCC-QQE政策組合的問題。
(二)此前市場對日央行貨幣政策調整已有預期，但宣布時機出乎意料
2022年美國開啟加息進程以來，日元持續(xù)承壓，國際投資者押注日央行放棄YCC目標，但日央行堅持寬松政策未動搖。10月，日元兌美元匯率一度跌至1美元兌150.08日元，跌至1990年8月以來的最低水平。日元兌美元匯率年內最大跌幅達20%。與此同時，金融市場壓力上升。不斷有國際投資者押注于日央行將放棄收益率曲線控制目標，做空國債期貨的投機性頭寸年中達到高位，9月拋售日元債券達6.4萬億，10月仍拋售約1.74萬億日元。11月以來，隨著美聯儲加息退坡逐漸明晰，日元面臨的貶值壓力下降，投資者回購日本國債以彌補空頭頭寸，國債市場拋壓有所下降。
日央行選擇年底進行參數調整，或許意在打破投機預期。歷史經驗表明，若央行在市場壓力下放棄釘住制目標(匯率目標或利率目標)，將引發(fā)市場預期進一步惡化，并動搖央行承諾的政策可信度。例如2015 年，瑞士央行放棄了對瑞士法郎兌歐元匯率釘住制度，導致瑞郎在一天內飆升超過 20%。2021 年，澳大利亞央行放棄三年期債券收益率 0.1% 的上限，收益率在一周內飆升了 70bp。1992年，英國央行放棄英英鎊目標時，亦引發(fā)市場大幅動蕩。由于2023年3月日本央行面臨行長換屆，此前市場有預期新行長上任或是政策調整的時機。但日本央行選擇在美國加息退坡、日元企穩(wěn)、年底債市交易量較低且未及領導換屆之際宣布調整貨幣政策，目的或許是盡量遏制市場單邊投機預期交易，降低國債和外匯市場因政策信任崩塌而導致的連鎖反應。
日本通脹上行和前期匯率貶值，給央行政策調整創(chuàng)造了空間。從2021年9月起，在全球能源價格上漲推動下，日本CPI轉負為正，此后一直在正值區(qū)間緩慢擴大。2022年以來，全球能源和食品價格持續(xù)上漲，日本CPI自4月以來突破2%的目標通脹率，10月CPI同比漲3.7%，核心CPI同比漲3.6%，創(chuàng)2014年中以來新高。價格上漲的趨勢可能會進一步擴大，增加了家庭和企業(yè)的負擔。結合此前日元大幅貶值，打開了央行政策調整的窗口。
美國加息放緩和衰退預期上升，導致日央行政策調整窗口收窄。從歷史經驗來看，日本央行對日元貶值容忍度較高，而對日元升值較為敏感，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是出口導向經濟，日元升值給企業(yè)帶來打擊較大。隨著2023年美國經濟大概率進一步放緩，日元或進一步邁入加速升值區(qū)間，因此2023年再操作貨幣政策調整，無疑將加劇日元升值風險，因此對美國經濟的預判或是日央行選擇當下時點的又一重要考量。
(三)長期QQE與YCC副作用已不容忽視
一是金融機構盈利能力下降，放貸意愿降低。長期負利率的貨幣政策導致銀行存貸息差收窄，近年來，日本銀行業(yè)利潤不斷下滑，由2014年的7.39萬億日元降至2020年3.94萬億日元的低點，其結果是金融機構放貸意愿下降。此前日本央行已采取多種政策嘗試，例如2021年曾出臺“特別計息制度”，針對金融機構放貸情況，對其準備金進行額外付息，試圖改善金融機構利潤情況，強化放貸支持實體經濟的意愿，但此類微調仍難以改變銀行業(yè)務面臨的結構性問題，并帶來了新的市場干預問題。
二是實體經濟動能下降，“僵尸企業(yè)”大量存在。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對“僵尸企業(yè)”的定義，成立至少10年、利息覆蓋率至少連續(xù)3年低于1的公司。日本Teikoku數據庫估算，2020財年日本僵尸企業(yè)的比例為11.3% ，達到16.5萬家。由于可以持續(xù)從銀行獲得低息貸款以勉強維持經營，該類企業(yè)雖然經營狀況不佳，面臨較高違約風險，但仍可以存續(xù)。僵尸企業(yè)的大量存在降低了經濟優(yōu)勝劣汰的自我調節(jié)功能，長期來看損害經濟效率。
三是貨幣寬松還助長了財政赤字的大幅膨脹。當前政府債券的未償余額約為1264萬億日元，2020年中央政府債務占GDP的220%，債務率高居全球首位。據財務省估計，若利率上升 1%，2025 財年政府債券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將比預期增加 3.7 萬億日元。2022年底，為緩解能源食品價格上漲對消費者的影響，日本出臺了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，財政擴張方案對政府債務削減構成新的壓力。
四是日央行長期面臨貨幣政策工具箱彈藥用盡的擔憂。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末陷入通縮后，央行政策立場始終激進走在全球前列，1999年就開始推行零利率，2001年成為全球首個實施量化寬松的國家，在安倍政府領導下的黑田東彥行長上臺后，更是把超寬松貨幣政策作為“安倍經濟學”的核心，將資產購買范圍擴大至公司債、商業(yè)票據、ETF和Reits。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(fā)后，日央行再度擴大資產購買規(guī)模，資產負債表規(guī)模擴張至超6萬億美元，占GDP的比率達131%，居全球首位。但日本經濟潛在增速始終低迷，經濟結構性問題難解，貨幣寬松的邊際作用逐步下降，未來政策空間更加狹窄。
(四)擴大YCC目標區(qū)間實質上已邁出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第一步
盡管日本央行否認此次調整與貨幣政策正?；嘘P，但從其實質作用來看，當前市場條件下調整YCC上限無異于加息，為2023年在新行長任期內可能的正式加息打開了大門。2021年，日本央行已經著手從官方層面對QQE政策進行了反思和評估。2022年12月19日，日本政府宣布計劃修訂2013年與日本央行“共同聲明”，考慮在聲明2% 的價格目標基礎上增加靈活性。表明貨幣政策框架調整的考慮在日本央行內部逐漸占據主流地位。此前日本國債收益率波動幅度較小，本次波動區(qū)間修改后，實質上已經放棄了YCC的對長端收益率的嚴格控制。
預計未來日央行的可能路徑：
一是根據日本政府宣布的計劃，在2023年4月之后，修改政府-央行共同聲明里“盡快實現2%通脹目標“的表述，重新評估通脹形勢與未來目標。
二是短端走出負利率區(qū)間。本次YCC長期目標的調整實質上也給短端利率上浮打開了空間，預計未來日央行將首先從短端著手開啟加息。
三是完全取消長期利率的日?？刂瓶蚣?。使長期收益率控制重新成為“非常時期”的政策工具，日常操作則回歸以短端利率控制為主，疏通長期-短期傳導機制的框架中。
盡管日本央行同時宣布增加資產購買以安撫市場情緒，但市場仍擔憂貨幣政策正常化可能帶來的經濟和金融風險。利率大幅上升將帶來市場更大幅度的震蕩，投機交易的成功將誘發(fā)進一步的押注，造成市場預期的惡性循環(huán)。從實體經濟層面來看，利率的快速上行可能引發(fā)大量“僵尸企業(yè)”破產，短期內引發(fā)就業(yè)壓力和經濟下行，此外，融資成本的上升還將提升主權債務風險。因此，日央行在貨幣政策框架重整的道路上，預計仍將保持相當程度的謹慎。
風險提示：國際金融市場波動超預期，海外政策超預期，日本央行貨幣政策轉向速度過快，引發(fā)通脹快速下行，經濟衰退超預期，日本經濟問題導致外需萎縮，供應鏈恢復低于預期，影響我國出口相關行業(yè)，資源爭奪惡化，政策風險加大。日本政府主權違約風險上升。投資者情緒脆弱背景下，市場波動幅度擴大，投機交易進一步惡化市場預期，全球資本流動速度加快，單個市場沖擊可能帶來超預期的溢出效應，引發(fā)全球金融市場動蕩。人民幣兌日元匯率波動，日資超預期外流。
